1948年，国民党团长楼将亮的夫人陈愉，在医院内照顾生病的丈夫，谁知

1948年，国民党团长楼将亮的夫人陈愉，在医院内照顾生病的丈夫，谁知光天化日之下陈愉竟被6名嚣张的歹徒强暴，他们毫不畏惧这是军官的妻子，猖狂至极。

1948年的中国，国共内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国民党军团长楼将亮因长期在恶劣环境中作战，积劳成疾，原本的小伤发展成了严重的肺结核，不得不住进陆军总医院接受治疗。

楼将亮的妻子陈愉出身名门，是已故师长陈家的女儿，受过良好教育，举止端庄得体。为了照顾病重的丈夫，她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和一个才八个月大的婴儿，一同住进了医院的病房。

自从陈愉的父亲去世后，楼将亮夫妇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。失去了陈师长这个强大靠山，再加上楼将亮因病无法履行军职，这对夫妇几乎成了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。

陆军总医院的17号病房住着六个男人：联勤总部的崔博文、少校副官石磐、少校军医曾玄名、上尉军医凌志同、汉口市警察局的查大钧以及大学生袁尚质。这六个人背景各异，但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，其中还有医院高级领导的亲戚。他们以治病为幌子，实际上是在逃避战场。

这些人早有预谋，在对陈愉下手之前，他们曾对医院里的其他女性进行骚扰和试探。有几位女护士曾向院方反映过这种情况，但由于这六人的特殊背景，相关投诉都被医院领导压了下来，不了了之。这使得他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

陈愉与这六人之间曾有过几次冲突。每当他们对她言语轻浮或举止不当时，作为师长之女的陈愉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回击。然而，她的强硬态度非但没有让这些人退缩，反而激发了他们更加恶劣的报复心理。

九月初的几天，17号病房的几个人从护士那里索要了大量纱布。尽管他们并没有需要包扎的伤口，这一反常行为引起了一些护士的怀疑，但碍于他们的身份，护士们最终还是给了他们所要的纱布。

1948年9月9日晚上，陈愉忙到深夜才有时间去洗漱。当她端着洗脸盆经过17号病房时，一双手突然伸出将她拉了进去，另一双手迅速用准备好的纱布堵住了她的嘴。

当时，楼将亮因为身体虚弱正在病床上休息，但他隐约感觉到了妻子的异常。通过病房走廊的反光镜，他偶然瞥见妻子被拖入17号病房的情景。

几个小时后，当陈愉回到病房时，她的衣着凌乱，状态异常。面对丈夫的询问，她最初选择了沉默，一方面是因为害怕丈夫因愤怒而病情加重，另一方面也因为那六个人对她和家人的威胁。

然而，经过一夜的煎熬与思考，陈愉决定勇敢站出来。她明白，如果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，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女性遭受类似的侮辱。第二天一早，她整理好衣装，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敲开了医院领导的办公室门，开始了她艰难的维权之路。

不久后，医院院长蔡某亲自出面，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。他提出了那六人的所谓＂和解条件＂，见陈愉不为所动，便转而威胁说楼将亮的治疗需要安静环境，如果事情闹大，医院无法保证治疗效果。更有甚者，他还暗示陈愉要为两个年幼孩子的安全着想。

尽管面临重重压力，陈愉回到病房后还是将真相告诉了丈夫。楼将亮虽然因肺结核体弱多病，但得知妻子遭遇如此不公，他坚定地支持妻子寻求公道。

陈愉向医院提出要求做全身检查，但遭到了刻意拖延，直到案发32小时后才得以实施。与此同时，医院安排了石磐的勤务兵陈松连清理案发现场，公然毁灭证据。

更加令人震惊的是，就在他们坚持追究的过程中，陈愉的儿子突然失踪了四天。这明显是对他们的警告和胁迫，想逼迫他们放弃追查。

六名犯罪者的家族也没有闲着，他们动用各种关系企图扭曲事实。他们编造谎言，称陈愉是因为勾引他们不成才进行诬告。

在这艰难的时刻，陈愉冒险联系了当地一位有正义感的记者。她将自己收集的证据和证词私下交给这位记者，使得这起恶性案件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同时，她还向浙江同乡会和妇女会寻求帮助，通过这些社会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在妇女会的支持下，陈愉的遭遇被报告给了宋美龄。作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夫人，宋美龄对这起伤害女性的恶性案件给予了关注，并将此事转告给蒋介石。

得知此事后，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给白崇禧，要求查明真相，严惩犯罪分子，并追究医院方面包庇纵容、毁灭证据的责任。他还特别强调要查清混淆视听的幕后黑手，并要求及时汇报处理情况。

最终，经过军法处三次审讯，崔博文、石磐、曾玄名、凌志同四名军人被判处死刑，而查大钧和袁尚质因为身份是平民，被移交给汉口地方法院审理。表面上看，正义得到了伸张，但死刑判决虽然早已下达，却迟迟没有执行。

直到1949年3月23日，在参议员张人骥的公开质询之下，白崇禧才下令执行枪决。然而此时，解放军已经准备渡江北伐，距离南京解放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。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已经摇摇欲坠。

经过漫长的奔波和抗争，陈愉夫妇终于讨回了公道，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这个公道并非来自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机制，而是因为蒋介石的权力干预。